1．

十月（编者：2007年），秋高气更爽，金风送出丹桂香，稻菽卷起千重浪，满眼亮色，丰收在望。

十月，从首部北京传来喜讯：四川省地矿局106地质队原总工刘玉书被评为第十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工作奖。在中国地学领域，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在偌大一个四川省地矿局50多年的辉煌历程中，迄今有四位专家获此殊荣，前三位都属于四川省地矿局机关总工，而刘玉书是唯一一个野外地质勘探队的。

处于人生“十月”的刘玉书，对获得这份大奖，并没有显出多么激动、多么兴奋、更没有得意而忘形。刘玉书的素来低调与默默无闻，在106队干群中一直传为佳话美谈。从苦难岁月的中国农村“跳”出来的刘玉书，永远忘不了严父在他踏入大学校门前的千叮万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大悲大喜，永远都要沉稳淡定，永远都要谦卑低调，永远都要老实本分！

十多年前，局科技处就曾打算安排刘玉书申报李四光奖，他毫不犹豫就婉言谢绝了。十年后，组织上再次“旧事重提”时，他才勉强应允的。当记者问及刘玉书有什么获奖感言时，刘玉书略有所思地告诉记者，作为一位普通的地质找矿工作者，能获得这份荣誉，出他预料。而对于荣誉，刘玉书是这样理解的：一个地质工作者找到了大矿、找到了富矿，那才是最高的、最实在的、最有分量的荣誉。

当记者问，真正找到大矿富矿时，会不会手舞足蹈弹冠相庆时，刘玉书却干脆利落地作了个否定的答复。他说，地质人找到大矿富矿，跟一个古生物学家找到一个动物化石是不一样的，因为前者需要付出的太多太多，一个大矿富矿诞生必然要耗费很多人的青春、阳光与激情！苦在过程中，乐在过程中，悲在过程中，喜在过程中，等到有了结果，反倒平静如水了。

刘玉书说，这辈子，他有两大幸事，一是能和四川省地矿局的开局元勋、泰斗级的人物们同时代共事，象张云湘、象骆耀南、象秦震，他们都是自己的老师，他们都是自己的领导，他们都是李四光野外地质工作者奖得主。二是能有幸进入中国的呼拉尔——攀西裂谷工作，那是一个矿藏博物馆，天时、地利，因此才有了不少找矿的重大突破。刘玉书反复强调：由于地质工作的特殊性，任何一项成就往往是许多英雄的群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赴后继、不懈努力、孜孜以求的结果，因此，任何一个荣誉，都是大家的。他获得的这个李四光奖属于106队，属于四川省地矿局，属于那些长眠于青山大地的战友，属于那些驾鹤西去的前辈，属于那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生。

2．

在我们正式解读刘玉书之前，我们不妨先检索一下他的简历，这些以年代为笔的粗线条，绝对可以真实勾勒出刘玉书的大概轮廓的。

1952.9——1958.7。在营山中学读书

1958.9——1962.7。成都地质学院区域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读书。

1962.9——1964.9。四川省地质局106地质队，在汉源、雅安、荥经、芦山、峨边等地从事钴锰矿、铜镍铂矿、铁矿、铜矿等普查找矿。任副组长、组长。

1964.10．——1965.9。四川省地质局106队，在米易白马钒钛磁铁矿区及及坪、田家村矿段勘探，任矿段地质组长。

1965.10．——1966.6。 四川地质局106地质队。在会理岔河锡矿普查找矿。任组长。

1966.7——1980.12。四川省地质局106地质队。主要在渡口（现攀枝花）市红格钒钛磁铁矿区从事普查找矿以及勘查，先后担任分队技术负责、队综合组组长。其间：1967.8月——1968.12月及1971。3月——1972.5月，在会理马鞍山钒钛磁铁矿区从事普查和初勘，任分队技术负责。1972.5。——1973.12。及1980年，参加“820”协作组从事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科研以及报告编写。1981.1月——1984.12月，四川地质局攀西地质大队，在地调科从事技术管理、任地质工程师。

1985.1——1996.3 。四川省地矿局106地质队，主要从事技术管理，任队总工程师。其间先后主持完成了会理白草钒钛磁铁矿区详查（大型），米易白马钒钛磁铁矿区及及坪、田家村矿段勘探（大型）、攀枝花中坝晶质石墨矿区详查（大型）、米易白马钒钛磁铁矿区夏家坪矿段详查（中型）、昭觉三比洛呷铜矿详查（中型），攀枝花市等4幅1/5万城市区域地质调查、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朱家包包矿区生产勘探（大型）等勘查工作以及地质报告的编写。1985年——1986年参加了《攀西层状岩体成因模式》科研报告编写。

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

刘玉书自己未必能丝毫无误地重复自己走过的每一个脚印，这是档案里的真实记录。但是，刘玉书谈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发现与勘探的全过程，却如数家珍。这一点，在《大地回想》这本回忆录中，他的一篇文章是最好的说明。从1936年娓娓道来，从常隆庆、刘之祥渐次展开，50多年的时间跨度；从四川到云南，南北220公里、东西50公里的空间转换；8处大型矿床、9处中型矿床、5处小型矿床，前后的脉络被他梳理得十分清晰。可见，攀枝花钒钛磁铁的一切让刘玉书魂牵梦绕，都被他深深镌刻在了自己心灵的硬盘上了。

3．

刘玉书本来是不愿接受记者采访的，队上党群部的同志苦口婆心给他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他才给了记者一回面子。

坐在记者面前的刘玉书，已是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身板硬朗，耳聪目明。虽然头发稀疏而花白，但脸上皮肤细腻而光洁，似乎人生风雨的沧桑利刃没能在他坚毅的脸上烙下任何印记。和记者面对，他显得格外拘谨，始终并拢着双腿，没有抑扬顿挫的激情，没有华丽张扬的手势，烟是一支接着一支，但每每都是浅浅地吸上一口，又缓缓地释放出来，很是行云流水般的优雅淡定。

4．

1937年6月的一个凌晨，刘玉书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呱呱坠地。父母甚至祖上好几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家乡那块贫瘠的土地没有生长出任何达官显贵、富商鸿儒。在刘玉书出生前，父母就把“玉书”的名字选定好了，按照温柔慈祥的母亲的解释，“玉书”这个名字虽然不是十分悦耳动听，但好写，但管用，但简单，但随和，男的女的都行。

刘玉书小时侯读书非常刻苦， 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到1958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刘玉书因为表现优秀、成绩拔尖，校方准备保送他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今天的西南师范大学前身）。刘玉书对师范并没有多大兴趣，而对地质情有独衷。当时家乡常常有石油地质队在此开展工作，他们的手里摆弄的“洋玩意”，山村的孩子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在钻机的隆隆轰鸣中，过去只会生长麦子稻谷的田地里就咕嘟咕嘟冒出了石油、或者喷出了呼啦啦一点就着的天然气来。脚下的土地原来如此神奇无比啊，让刘玉书打心眼充满寻秘探幽的向往。“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能走南闯北、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发掘地下宝藏”——刘玉书就是怀揣着这样朴素的理想，踌躇满志走进了大学考场的。在大学的9个志愿中，刘玉书有8个志愿填报的是地质院校。

刘玉书如愿以偿。他毫无悬念地实现了自己的第一志愿，进入了成都地质学院（今天的成都理工大学）区域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四年寒窗苦读后，意气风发踏上了报效祖国实现梦想的漫漫征途。

5.

从1962年9月，刘玉书被分配到了106队，直到今天，从英俊小生到白发老者。四十五载花开花落，星移斗转。106队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很长一段时间还跌入到历史的低谷，人心惶惶。好些人劝过刘玉书另谋高就另择新枝，也有以“高薪、解决爱人户口”等等优厚条件想挖走他的，但刘玉书就是痴情不改。与地质有一生的缘，与找矿有一生的缘，与106队有一生的缘。

刘玉书说，这就是命。

刚到106队那两年，刘玉书不倦的脚步辗转在汉源、雅安、荥经、芦山、峨边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从事钴锰矿，铁矿、铜矿的普查找矿工作。因为主要从事测量地质填图，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特别大，被同事们戏称为“满天飞”。

“满天飞”让刘玉书充分感受了地质找矿工作的异常艰苦，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地质苦旅前行的脚步，“苦并快乐着”。

1964年8月的一天，正在野外普查的刘玉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办好工作移交，结清个人手续，带上工作用品和行李，火速赶往分队。从分队长那里得知，按照上级要求，刘玉书等四位技术员要奔赴成都，集中进行白马矿区的紧急设计。背着地质找矿的“三大件”从分队驻地紧急行军50多里的羊肠小道，赶到峨边县城后，立即乘车到乐山，再由乐山换车北上成都。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刘玉书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结缘，一结就是30多年，这30年，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事业的黄金时代。

在成都紧张工作了一个月以后，再去白马矿区，这已是9月19日的事了。到白马，就是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初恋。这一月真是行色匆匆，一直都在没日没夜地赶：赶路、赶报告，人生的节奏一下好像快了许多许多。从成都到白马，一行20多人坐着解放牌敞蓬汽车浩浩荡荡出发了。车，是人货混装的，有工作需要的水泥、还有手推车、还有每人的行李等。水泥怕雨，又是生产物资，得像宝贝一样照顾呵护好，用帆布盖着，而人却是完全暴露在外的，风吹也罢日晒也罢雨淋也罢，都只能硬生生地顶着扛着，任何怨言与牢骚都无济于事。这样风雨兼程，持续折腾了6天，才到达了目的地，全身的骨头都散架了一般。    

第二天，刘玉书他们来不及休整，就开始了踏勘工作。从事地质、测量、水文、探矿技术以及部分行政人员近30人，从田家村浩浩荡荡出发，经大窝凼、麦地坡、大荒地、翻过26号勘探线到老白马乡政府下面的小河沟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由于只有此地有水，是唯一能解决当天饥饿的地方。大家有的拣柴，有的垒灶，忙得不亦乐乎，整个队伍只带了一口锑锅，要煮30人的饭，煮出来完全都是半生不熟的。想到下午还有艰巨的任务，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大家顾不了那么多，狼吞虎咽起来。结果刘玉书等好多职工都身体不适，拉了肚子。

在白马矿区，夹生饭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但住房一直是老大难。

驻地田家村虽然有104地质队以前盖的两间土墙房子，但其中一间已被田家生产队作为仓库使用了，另一间却是四面透风，还关过牲口，屋子中间还有一个粪坑，坐了六天的长途货车，又爬了整整一天的山，吃的又是夹生饭，大家都想美美的睡上一觉。到哪里睡觉呢？唯一的选择就是那间四面透风的、关过牲口的、有着粪坑的屋子了。大家借助煤油灯和手电筒，打开行李、铺开地铺，很快就在如雷的鼾声中进入了梦乡。刘玉书因为没能“抢占”到有利的地形，只得在紧邻粪坑的地方“安营扎寨”，睡到半夜，刘玉书发觉自己背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软软的，凉凉的，慌忙爬起来，打开手电一看，发现居然是蛆爬进被窝里来了。虽然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没有别的落脚生根的好去处，还怕搅乱了同事们的美梦，刘玉书只好蹑手蹑脚把蛆“物归原主”——抖回粪坑，又继续他的周公梦蝶了。

蛆有什么可怕的？丛林的蚂蝗，刘玉书都没怕过，那家伙动不动就会钻进裤腿，直到被鲜血涨得滚圆，人才有所发觉。刘玉书说，做他们的那样的普查填图工作，该走的地方一定得走到，任何一个疏忽与遗漏，都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他们的工作区常常无路可走，在灌木林里，在杂草丛中，踏出一条路来，而这样的地方恰恰就是蚂蝗的据点。只要有人经过，看似笨拙的蚂蝗好像突然长出了隐形的翅膀神不知，鬼不觉，人就成了蚂蝗的“伙食团”、“加油站”。刘玉书说，对付蚂蝗，强拽无效，要么烟头一烫，要么劈啪一个巴掌。刘玉书不怕蚂蝗，刘玉书最怕的是蛇，但越是怕，那幽灵一般的东西出现的频率好像就越高。有一次，刘玉书正在一个陡壁上普查，突然头顶不远，冒出一条大蛇来，不断晃动的三角型脑袋，呼兹呼兹吐出的长长信子，凭直觉判断，这是非常典型的毒蛇。刘玉书简直吓出了一身冷汗。下，又下不去了，上，又有毒蛇把关挡道。刘玉书像被谁点了死穴一样，一动不动呆了。这样的僵持了很长一阵，那蛇好像失去了攻击目标，才悻悻的离开了。刘玉书后来听人说，正是因为他的一动不动，才侥幸躲过了一劫。

在金口河区测填图的日子虽然不长，但让刘玉书记忆犹新。山高坡陡，草深林密。每天上山、下山，往返都在30、40里的路程。脚耙手软倒可忍受，关键是露水雨水，走不了几步，下半身全都打湿透了，每天都是这样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故事的时代，但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刘玉书那里，一抓就是一大把。

6．

如果说刘玉书也是在用一身的心血完成一部宏篇巨著的话，那么这本巨著的封面是钢铁，封底也是钢铁，每个标点符号都是钢铁。每篇每页都有金属的质感，每篇每页都闪耀着金属的光芒，每篇每页都能铿锵作响……

在刘玉书的李四光奖申请材料中，专家将其在地质找矿方面的成就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在攀枝花红格特大型铁矿勘察中有重大发现，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是共同主持了攀枝花白马特大型铁矿的勘探和补勘工作，为攀钢二基地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是主持了会理马鞍山钒钛磁铁矿的勘察。

四是主持了会理岔河中型锡矿的普查。

五是主要参与了攀枝花——西昌地区钒钛磁铁矿共生矿物质成分研究。

这段文字虽然十分简洁，但可谓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这些成果的背后，有突破传统窠臼的重大的理论突破，有千辛万苦的地质工作，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的故事。

7．

我们不妨来一回时光倒流，来一回追忆似的“蒙太奇”。

如果论及份量，1969年——1972年探明的马鞍山只是一个中型富铁矿床，但是他的开采条件却是得天独厚的，该矿已经露天开采了10多年，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1965年——1966年，初出茅庐的刘玉书带组在岔河地区开展锡矿普查找矿，这个矿区，早先也有一些地勘单位开展过工作，没有重大发现。

岔河，是因为龙洞河、冷水河、锦川河在那里交汇而得名。

岔河，风景秀丽，绿水蜿蜒，青山滴翠。到此游览，可能会流连忘返，但在此找矿就不那么轻松了。

那里一年四季气候都炎热，即便是寒冬腊月，动不动就要“整”出一身臭汗，更不要说开展繁重的野外地质工作了。

岔河的生活住宿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有些时候一个20平米的帐篷，要挤进30多个人，每人睡觉占用的宽度不足30厘米，经常发生夜间起来小解，回去就找不到位置的情况。加上四周是深山老林，晚上时常有獐子的原生态歌唱伴地质队员入眠。

“说话听得见，走拢要半天”，由于河流深切，主要工作区都是无人区，而地质观察讲究的是连续性、完整性、对任何一个地质体或一条断层都要力争追索到底。在这里，往往被河流阻隔，要么远程绕道，要么趟水过河，险象环生。

特别是在岔河进行山地工程施工更为艰难，由于地势陡峭，作业时不得不带上安全绳，开挖的土石方滚落，扬起漫天的尘雾，一天工作下来，除了两颗眼珠还是黑的，一个人都成了黄黄的泥人，回到驻地却没有洗澡的地方，只得“泥人入河”。

这里的艰苦，刘玉书是早就知道的，领导不让他来，刘玉书是自己主动请缨的，再苦再累都没有也不敢有怨言。

因为身体单薄，每次上山，刘玉书都被甩在了队伍的后面，但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远，刘玉书总是要爬走上去的，绝不放过任何一点异常。

到1966年4月，普查三组首先对龙洞河北侧化探异常进行了检查，开展了1：2000和1/2。5万地质填图，沿着马草塘——韩家坪子一带天宝山组地层与摩挲营花岗接触带，施工探槽、浅井进行地表揭露。此间共施工探槽17条。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戏剧性的一幕就在1963年3月普查组接到上级通知撤除前发生了，在施工的最后一个探槽中，发现了矿体，经连续采集的13件刻槽样品化学分析结果。锡含量0.20——13%，平均3%以上。这在四川，是首次发现有工业价值的锡矿体。后经过另一普查组以及四川地质局111地质队证实，为中型富锡矿床。该矿1972年开始由当地乡政府开采，该矿使当地百姓很快脱贫致富，在上世纪70年代，在许多中小城市，还很难看见从国外进口的小轿车，但一个偏僻山区的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里，已经开始派气十足，财大气粗地摆弄起了日本国的丰田轿车了。

而攀枝花红格特大型铁矿，上世纪50年代先后开展了两次普查工作，一直认为矿体呈脉状，估算矿石储量4000余万吨。1966年，106队再次进驻该矿区开展普查工作。刘玉书任分队技术负责，在做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后，再结合攀枝花、白马等矿的经验推断。刘玉书与分队的同事们一起否定了“呈脉状”的理论，提出了“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的成矿理论。

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当说到“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时，刘玉书有些按捺不住、神采飞扬了，他情不自禁地亮出了手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与记者长达两小时的交谈中，刘玉书唯一一次使用了手势）。为了让没学过地质的记者弄个清楚明白，他不断地比画。那神情就像回到了当年，就像回到了矿山，亲切而亢奋！

这个理论提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南北两个矿区是两个独立的岩盆。刘玉书们的理论将其改为了单斜层状侵入控矿，认为两个岩盆是连通一块的。这个“二合一”的理论扩大了视野，打破了羁绊。依据这个新理论指导找矿，极大地扩大了矿床的规模，取得了找矿的重大突破。到1975年整个矿区的地质情况基本查明，探明的储量达到12亿吨。从4000万吨一跃达到12亿吨，这次巨大的飞跃，引起了国家地质部和四川省地质局高度重视。

1976年，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部署，决定对红格进行“会战”勘探。

那年那月的红格真正是每一寸土地都在激情燃烧。数千地质大军从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会聚在此，比武论剑。30多台钻机不舍昼夜地轰鸣，英姿飒爽的女子钻井队也参与其中，巾帼真的不逊须眉，大家热情高涨，斗志昂扬。至1976年底结束勘探，累计完成钻探工作量15万米，1/2000地质填图10.60平方公里，坑道1529米，物探测井416孔。矿区共探明铁矿石储量16亿吨。

一年大会战结束后，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地质工作可以大功告成了，可以鸣锣收金了。全国各地来的地质队在一年的会战结束后又象候鸟一样飞走了。106队本来也是要打道回府的。但刘玉书对当时的负责人提出建议：对南矿区路枯段北侧掩盖地带继续开展工作，可能有重大发现。刘玉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猜想”，是因为他研究过该矿区的地质条件、物探地面磁法资料以及成矿模式。刘玉书与同事们当初提出“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理论时候，有人曾经很不服气地，甚至恶恨恨指着他的鼻子，说刘玉书他们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晓得天高地厚”。刘玉书没有过多计较，别人有脾气是该发发脾气，别人在技术上固守自己的观点，同样情有可原。现在，大家都想走了，刘玉书又要提出留下来继续工作，很多人也是不能理解的，还有人说刘玉书想出风头。当时领导要刘玉书先写好设计，如果可行，就批准继续。设计很快就写出来，继续工作的绿灯也很快打开，但领导考虑刘玉书的身体不好，劝他还是到条件好一点的矿区工作。但刘玉书执拗不肯，刘玉书说，只要好好研究一下相关资料，大家都明白这里有继续工作的价值。刘玉书首先提出了，他怎么能看着别人干，自己就脚底抹油溜了呢？这次工作，刘玉书一直在给自己鼓劲，一直在给自己打赌：不信没有新进展，不信没有新发现。不出所料，通过进一步的细致深入的工作后，探明了可露采的铁矿石2.3亿吨，至1980年提交了全矿区勘探地质报告，经全国储委会1991年7月审查，批准铁矿石储量18.4亿吨，伴生二氧化钛1.9亿吨，五氧化二钒450万吨，是攀西地区目前探明储量最大的矿区。

这一次“留步”，留住了一座宝库。

如今，北矿区由四川龙蟒公司开采，规模已达300万吨，该公司工作年生产矿石500万吨设计，其经济效益显著。南矿区列为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后备基地，已着手开采的前期准备工作。

1985年，106队再次对攀枝花白马特大型铁矿进行补充勘察，在整个过程中，刘玉书自始至终参与了设计编写、工程质量、资料收集整理和报告编写。

本来这个矿区1965年——1968年是开展过相关工作的，但由于那是个设计革命化的年代，技术工作被染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工程量大大削减，1969年编写的报告有如游戏，基本无用。一份地质报告的总题目，居然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在全国地质报告中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孤本，是典型中的典型，是幽默中的幽默。其中报告的许多章节更是让人大跌眼镜、捧腹喷饭。比如：第一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第二章《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发展之路》等等。这样荒唐离奇的报告，怎么能指导找矿实践？正因为如此，1984年，省储委决定对该矿区进行补勘。

二上白马时，时过境迁，生活工作条件已是初上时不能比了。刘玉书也由当时的普通技术员成长为了106队的总工程师，但刘玉书的心情显得异常沉重。为历史补课，如何实事求是地利用前人的资料，显得特别重要，也因为前两期开展的工作程度太低，可利用的东西太少，补勘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连开动的钻机数也超过了前两期。1988年，勘察结束后，在刘玉书的主持和参与下，编写了真正意义上的矿区勘探地质报告，经过全国储量委员会1990年4月审查，批准铁矿石储量8.7亿吨，其中工业储量6.2亿吨，该矿区攀枝花钢铁公司已完成一期年生产矿石650万吨的设计以及基建；二期已经完成可研，将开展年生产矿石1500万吨的设计。建成后，将是攀西地区最大的露采矿山，其社会经济效益之巨大，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刘玉书的著述，它的高度，它的重量，它的价值，恐怕只有数学家有资格评说了。

8．

刘玉书还在成都地质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向党组织恭敬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洋洋洒洒千言，真情表达了强烈要求上进的意愿。但因为“文革”的原因，因为其外公的富农成分的牵连，他入党的事情被束之高阁，而且一搁就是几十年。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后，他才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党内少有的没有预备期的党员。

刘玉书的身上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刘玉书年轻时，身体一直很单薄，1.73米的他，体重只有120多斤，刘玉书一头青丝是他青春年少的唯一注脚。但“文革”中，因为一次“橡皮事件”他从此白了少年头。

那是在马鞍山工作的日子。临时搭建的土墙房子不仅光线不好，空气不流通，而且十分拥挤。紧临土屋，有一顶闲置的帐篷，刘玉书便从山上砍来松枝柏桠横竖往地上一撂，上面再稀疏放了些稻草麦杆，就成了他夜间下榻的“席梦思”了。为方便工作，刘玉书还砍来四根木桩在“席梦思”的旁边精心打造了一个制图台。每天从野外拖着疲惫的身躯归来，刘玉书倍感惬意与温馨，虽然照样也很简陋，但毕竟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了，毕竟没有当年的蛆虫造访了，毕竟没有同事们的鼾声如雷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想休息就休息，想加班就加班了。但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宁静就被“橡皮事件”彻底打破了。

帐篷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私秘的空间，因为没有锁，白天上山后，单位上的人都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有一天，“伙委会”的几个炊事员居然就在刘玉书的绘图板上做起馒头、包子来。这里光线比土墙房好许多，也宽敞洁净，借用一下无可厚非。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几个好事者在刘玉书的作图用的橡皮檫上各自写了一个词语。刘玉书回到“家”时，看见几个人的词语连接起来却是一句反动的标语。这还了得？这还了得啊？那是个上纲上线的特殊年代啊！是上缴组织？还是就地销毁？交上去，那几个同事肯定就完蛋了，其中有两个本来成分就不好，日子不好过的；不交上去，自己可能就黄泥落进裤裆，脱不了干系，说不定还要背一个“现行反革命”的黑锅。思来想去，辗转反侧，让刘玉书头都要炸了。刘玉书把这事悄悄告诉了非常要好的一个哥们，那哥们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一脸茫然，一时也想不出如何处置的好办法。从那以后，刘玉书几乎夜夜失眠，尤其夜间听见村里彝族老乡家的狗叫，都要猫出帐篷看个究竟，他总害怕是有人过来找他麻烦，他怕批斗，他怕挨整，那个时候，人是简单而又复杂的，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样的噩梦一直在有惊无险的状态下做了很久……有一天，分队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一位专案组的人突然“劈啪”一声，把拳头重重的砸在桌子上。恶狠狠地说，“马鞍山，有人在橡皮上写反动标语，还一直稳坐钓鱼台？还以为老子们不知道？还想蒙混过关？不得行！”。这一炮把坐在会场角落的刘玉书彻底轰懵了。刘玉书心想：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了。那一夜，他是彻底失眠了。好在没过几天，党支部的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说那人的发言，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不是党支部的意见。更巧的是，那次谈话不久，刘玉书藏起来的那块橡皮，也被同事们在销毁一些废弃物中，付之一炬了。

刘玉书才如释重负。心病总算好了，但已经白了的头发再也没有“返青”过了，而且随着年龄一直疯长、与日俱增。

9．

也许是名若其人，刘玉书一生与书有不解之缘。他喜欢读书，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书都一直陪伴着他。

晚年是幸福的，夕阳是美好的，山重水复后，柳暗花明的106队，成立了老年艺术团，很多老同志要么吹吹打打进了乐队，要么风风火火到了舞蹈团，要么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门球场。在今天的成都，像刘玉书这样不打麻将，不斗地主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刘玉书依旧只是喜欢读书。刘玉书就是这样容易满足，一本书就足足可以吸引他一辈子。

而说到读书，他有一大遗憾，那就是他的一儿一女因为小时侯一直处于贫困的山区，因为他一直在野外奔波，很少顾及，因此都未能接受高等教育，好在单位给予了他们家很多的关照，好在儿女们都还争气，现在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一家人和和睦睦，共享天伦。

说到书，刘玉书好像有许多幸福往事。其中最让他忘不了的是，在汉源轿顶山普查铁矿的时候，他和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骆耀南在一起读书的日子。那时，他们就驻扎在汉源二中，学校因为“文革”停办，地质队的办公室就设在学校，有宽敞的教室，有明亮的电灯，有洁净的课桌。每天晚上他们可以在教室里美美地读上几个小时的书。刘玉书亲切地称呼骆耀南为“骆耳胡”，而骆耀男亲切地称呼刘玉书叫“牛牛”，之所以这样叫他，一来姓刘，与牛谐音，二来，刘玉书是属牛的。那时侯，“牛牛”的家境依然很贫困，而“骆耳胡”的家境相对就宽裕了很多。每天晚上十点，“骆耳胡”总会这么说：“牛牛，走，我们去吸一碗面”。“骆耳胡”是闽南人，总把“吃”说成“吸”。每次“吸”面，除了面，还有烧酒，还有花生米，那年那月那时那刻应该是很阔绰很奢华的了。“骆耳胡”最初不会喝酒，把酒当水喝，常常呛得喘不过气来，还是“牛牛”教他“整”会的。但“骆耳胡”的好学肯钻，深深地影响了“牛牛”。

刘玉书回忆说，在地质队读书的条件非常艰苦，很多地方那时候还没有电灯，读书只能借助煤油灯或者桐油灯，那是真正的挑灯夜读。

跑普查，搞填图的时候，工作强度非常大，白天一身汗水一身泥的回来，晚上还要作图整理，每天的工作必须做到日日清。“文革”的时候，每天晚上还有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学习，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很多人听着听着老僧常谈的一些文件就昏昏入睡了。做技术工作的刘玉书对这样的学习非常反感，因此得罪了不少组织学习的人。而对于业务知识的学习，刘玉书始终顶着各种压力与白眼，始终没有放弃过。因为那时候工作流动性大，钉锤、罗盘、放大镜，还有必不可少的用品，所能带的书籍就寥寥无几了。书少，就翻来覆去地读，每次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就能有不同的收获。刘玉书读书往往是敢于吹毛求疵、敢于置疑、敢于反叛。把书读到“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案头无书，心头有书”的境界。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总能提出些新思路、新方法、新观点。

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惟有书籍是最好不过的朋友。其中重要的不是有黄金屋，有颜如玉，而是在书中，可以让心灵的骏马自由驰骋，可以将思想的风筝尽情地放飞。

对于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充电，刘玉书是这样理解的：没有知识的更新，就不能掌握最前沿最先进的地学理论，就不可能找到大矿、富矿，而且特别是找矿进入攻深找盲阶段，知识的更新就显得更加重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这样在工作中才可能有慧眼，才可能出灵感。凡是地学方面的新知识、新经验、新理论，刘玉书都喜欢收集，消化、有选择性地吸收。

刘玉书不仅坚持读书，而且还有写读书笔记，写工作日记的习惯，工作的40多年时间里，有三十多年不间断的日记，垒起来足足也可以等身几回了。

刘玉书参与的地质报告不计其数。其中《四川省渡口市红格矿区钒钛磁铁矿详查勘探地质报告》1985年获得了地质矿产部找矿特等奖。刘玉书本人荣立一等功。  1995年，该报告梅开二度，获得地质矿产部勘查成果二等奖，刘玉书作为成果作者位列第四。《攀枝花——西昌地区钒钛磁铁矿共生矿物质成分研究报告》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科技成果一等奖。《攀枝花——西昌地区钒钛磁铁矿共生矿成矿规律与预测研究报告》1985年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88年《四川省会理县岔河锡矿普查找矿》获得地质矿产部找矿二等奖。1993年《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及及坪、田家村坪矿段勘探地质报告》获得地质矿产部勘察成果三等奖。

仅1987年到1988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刘玉书的论文《攀西层状基性超基性岩体岩浆类型及成因》、《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床的成因类型》、《攀西层状岩体及钒钛磁铁矿床成因模式》等就在国家级刊物《矿床地质》上发表。

1968年8月20日，国务院委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成都锦江宾馆隆重举行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科研工作会。这就是我国找矿历史上著名的“820”会议。从那次会议后，先后有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西南地质研究所、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成都地质学院、四川省地质局所属中心实验室等大批科研、教学、实验单位，前往矿区同106队一起开展钒钛磁铁矿石物质组分及钒钛磁铁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工作。作为技术骨干，刘玉书责无旁贷参与了对矿石矿物成分、伴生有益组分赋存状态、分布富集规律等的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为矿石的综合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20会议协作组决定编辑《成矿地质特征》一书，刘玉书独立完成了第一章（区域地址概况）、第四章（矿床地质）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的编写。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95年退休下来的刘玉书，并没有赋闲在家，他一直还是队上专家组的成员，在矿业开发，矿权获取以及运作上，还要为队上建建议，把把脉。尤其是通过对资料的二次开发，刘玉书这头识途老“牛”为队上提供了可供做进一步工作的矿区，并有了一定的成果显现。在106队50年大庆中，刘玉书是一本厚厚的画册以及一本文集的骨干编辑，而在队志的编辑中，他同样是主力选手，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在全国的矿产资源大调查中，他正好肩负完成攀枝花钒钛磁铁这一块的重任。对大量的资料进行再次整理，工作是相当艰巨的，刘玉书乐此不疲。

从年轻时到年老时，攀枝花都开在了刘玉书的梦想里，都开在刘玉书的现实中。人生能有这样首尾呼应，就是一种完整的人生，事业能有这样上弦下弦，也算是圆满的事业了！

10．

不可否认的是，刘玉书，是一个多少有些争论性的人物，这是很正常的，不足为怪。正像一本好书，是需要进行争鸣的，这对于作者或者作品本身，都是一件好事。

刘玉书不是丹书铁券，也不是金书银书，但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他的丰富的人生内涵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反复咀嚼…………